一个诗人的春节返乡行吟最后的仪式盘瓠的

回到麻阳的时候，已是腊月二十八，年的味道从腊肉的熏烟中蔓延开来。

已经三年未回故乡，这一趟辗转得更远。先从贵阳飞回深圳，再从深圳驱车千里转至常德澧县，然后越过澧水，穿过桃花源，越过沅水，踏过乾城、凤凰，回到橘树满坡的老家。已不再有过去的艰辛和一路兼程的况味。常吉高速已经通车，那个深藏在湘西十万大山中的边陲重镇、古老驿站，无数次复活在记忆中的官庄与我擦肩而过。我想起三年前写的那首《官庄》的诗：

“百官在此下马/沅水在此拐弯/薄暮在此降临/前后八百个弯/近乡情怯离乡心怅

//官庄湘西子弟胸前的一颗纽扣/系着红色的飘带/在黄历通书中迎逢黄道吉日/水手的儿女早已弃船登岸/以车为马以橘风为缰/搭载腊肉记忆与民俗/不再托运桐油和盐

//外出的人/都变成十月天萝卜/无论今日明朝今年去岁/外表好看中心空/在这里喘口气吧/明年高速一通/直线之间不再有心灵驿站”

现在的我仍然是一只空心萝卜，把胸前的纽扣、飘带通通弄丢了。我能寻回那枚纽扣，那条飘带吗？！我能打捞回昨日的心吗？！

1

我必须回到根。我对自己说。

根在哪里？根在故乡湘西麻阳。在步云坪。在麻阳河上。

回到家的第一天晚上，在麻阳河边的一个茶楼里，见到了县文联副主席张盛斌、县作协主席焦玫、张铧、黄军等四位孤独的文学梦游者。在这条孤寂的河流上，他们艰难地操持着一本名为《长河》的文学刊物。非常荣幸的是《长河》秋冬卷重新发表了我的四篇旧作：《麻阳船》、《长河汤汤》、《灯姑娘》、《画的传奇》，辑纳为《太阿散文》，共七页篇幅，让我惶恐，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未曾谋面。他们称我为“大师”，让我感羞愧，因为近年我已经远离了文学。

我们一起漫谈，包括当下的文学、各自的人生，刊物的编辑、文学网站的开通，以及编辑出版“五溪蛮文学丛书”等；我们禁不住喝了一点啤酒。故乡啊！

我们谈到了盘瓠，说到了高村漫水的盘瓠庙。他们说，我们都是盘瓠的后代，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盘瓠的后代？！”我心中暗自惊诧。我曾经一万次的设想，自己可能是苗的后代，也就是蚩尤的后代？盘瓠与蚩尤有何渊源。为什么在在麻阳河边还保存着目前最大的盘瓠庙？盘瓠怎样影响了我们这些后人的性格，造就了怎样的命运？！是的，也许我早该去看一看了。

我想起了“打工诗人”刘大程，他在郭公坪那个凤凰麻阳交界的偏僻的山村，电话一直打不通，联系不上。据说他的父母老家在麻阳，迁至凤凰，后因他乡人欺负，最终又迫不得已返回故乡。这是典型的“失败人”的命运。多年前在广东东莞时，我就知道了打工诗人刘大程，那时我在做《羊城晚报》东莞记者站站长、《东莞壹周》主编、总经理，与他却一直未能谋面。后来大程在《新京报》发表了一首长诗《行吟南方》而声名大躁，成为“打工诗人”的代表之一。年，大程还在他主编的民间诗刊《行吟诗人》上发表了我的两首诗。今年春节通过网络约定回故乡时见一面，看来又见不上了。我问焦玫他们：“大程还好吧”。“还好！”他们说。

我押了一口啤酒，望了一眼窗外，夜渐渐深了。河水平静的流淌着，气温越来越低了。

我又想起同乡在北京飘荡的诗人叙灵，他此刻正在福建与妻子一起，还好吧。叙灵是一个卓而不群的“乡村歌手”，在日益商业化的中国大地上吟唱着一支乡村的歌谣。我曾称赞他为“中国的叶赛宁”。叙灵比我小一岁，最初中专毕业，在麻阳最偏僻的乡村做过供销社营业员，山与水的寂寞造就了他的诗歌纯洁、朴素、真切。后来，叙灵到长沙我的母校——湖南师范大学读书，毕业后做过杂志编辑、中专老师。后到深圳求职，我们在一起呆过一段时间。随后，他去了福建，做IT市场策划。之后又辗转至北京，做外企品牌总监等。目前在北京大学读书，间或到北京电影学院学编剧。叙灵是一个干净的人，内心里傲气，待朋友真诚有加。几年前他一次次对我讲，“等毕业了，去黔东南，那里是中国的最后一块净土”。没有等他去，我先去了。年底，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去了贵州。他后来写了篇《去贵州》的博文：

一个人孤身去某地，不是无原无故。星期二，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操场上，太阿疲乏的嗓音从手机电波里打着旋涡传过来，很轻，他说，他去贵州工作了。

贵州，这不是我一直想去，至今没去的地方吗？如今太阿过去了，在我意料未及之时。

认识太阿快十二年，我们的联系总是若有若无。虽然我们在文学观念、生活趣味、人生价值趋向上完全迥异，但走的路却是殊途同归，似乎永远摆脱不了那份四处游荡漂泊的命运。

太阿这人太张狂，属少年得志型，加上湘西人率直不会伪装，太像毛刺，往往弄得人不欢而散，也就很不招人喜欢了。

如果让时间回流到一九九八年，当时我在深圳找工作，身无分文。万般无奈寄居在太阿家。有一次我从人才市场回来，疲软如泥，进了洗浴室，刚把笼头打开，由于使力不当，水笼头开关被我整个扭了下来，水泻不止。整整流了半小时，浴室水深齐脚踝。幸好，太阿溜班早，他看到此场景，二话没说，下楼自己买了东西，然后，迅速换了短裤衩，手脚麻利换了新笼头。

事后，太阿只说了一句：“这笼头使用太久，也该换了。”

那年在深圳，在太阿家基本上躺了三个月，直到把他家的沙发都给睡蹋陷了。

由于这段经历，在内心深处，这些年在我们之间有一种复杂隐秘的情谊隐隐漂浮着。

太阿，还是那句老话，你曾经对我说过的：“不要回头，大不了饿死街头卵朝天嘛。”

文如其人。我们天南海北，却时常保持联系，时间久了，就忍不住打一个电话。心中可能都有一点牵挂。去年秋天，叙灵为计划一个电影的事情来黔东南，我从贵阳驱车赶往。他喝了太多的酒，胃出血，脸色有点苍白。他说：“不能不喝啊”。作为一个不名一文的学子，性格虽孤僻却仍然拥有不错的人缘。一个叫草树的诗人从广西赶来会他、陪他几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我远离文坛多年，每次进京，他都热心帮着给我介绍他的一些最要好的朋友，张万新、吴晨骏、邓程等。叙灵现实的生活比较艰苦，主要靠课余做一些兼职谋取学费和生活费，对文学却依然保持那份虔诚，与沈从文自述的“乡下人”无异。

几十年前，沈从文从凤凰徒步到麻阳石羊哨，坐“麻阳船”沿尧里河而下，到高村转入锦江（麻阳河）走向远方，叙灵和我一样，也是从这里出发的，我脚下的码头就是当年沈从文弃舟登岸或下水的码头。他现在漂在北京，我也在南方城市之间奔行，几乎是殊途同归。难得这就是盘瓠的后代共同的命运？我不知道沈从文是不是也是盘瓠的后代？！

夜深时怀揣一叠《长河》杂志（里面刊有叙灵的诗和刘大程的散文）和张盛斌赠送的散文诗集《内心的花朵》回家，相约大年后一起看花灯，再做深谈。张盛斌说：“我看过你写的《花姑娘》，知道你喜欢花灯。”我哑然无语。

在热烈通红的炉火边看《长河》，我的心再一次为这条美丽的河流所激荡。

2

我必须回到河流之上。我再一次对自己说。

腊月二十九，天气晴好，从县城高村沿麻阳河（锦江）而上前往老家步云坪。沿途缓缓的山坡上橘树翠绿，河水浅浅，清澈见地。越过马颈坳水电站边的一座高山，一片更大的湛蓝的水域浮现在我的眼前，在冬日的阳光的折射下，心灵顿时变得格外干净。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翻越此山的两幕：

一幕是十岁时，大哥带领我和堂兄德明，在夜幕降临时翻过此山到水电站看电视《霍元甲》，直到深夜，才踏着漫天的星光回家。那时的我们，满腔热情，怀抱着凭拳脚功夫打天下的远大理想。兄弟几个一起爬山涉水到高山森林深处，麻阳与怀化芷江交界的地方，寻找笔直坚硬的“檀木”，用刀削成“金搏棒”，抹上桐油，闻鸡起舞，勤炼功夫，孜孜不倦。我对妻子说：“你可知道，我的太公当年是名满整个沅水流域的水手，外号‘姜子牙’，功夫了得，能飞檐走壁，他与无数麻阳水手在你们常德还打出了一条‘麻阳街’哩”。妻子嫣然不语，也许笑我愚笨，什么世道了，哪有凭拳脚打天下的道理？！

另一幕是十五岁时，我越过此山，前往县城高村读高中。通常是星期天下午去学校，星期五晚上回家。回家时大多与几个乡友同行，去学校时更多的时候是只身一人。我喜欢一个人独行，做一个漫无目的的漫游者，走走停停，时常被河边的花花草草所耽搁。有时候天气好，我索性脱光衣服跳下河扎几个“猛子”。那时的我开始明白凭拳脚功夫是打不了天下的，读书仿佛是唯一的出路。我知道这条河流下边是沅水，沅水注入洞庭湖，洞庭湖连着长江，长江汇入大海。水养成了我忧郁的性格，也注定了我的命运。我爱上了文学，捣弄一些文字，到处投稿。我想既然不能能武，能总该能文吧。我依稀地感知我终将离开这块土地，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正如这河流一样。很快，十六岁时，父母调往县城，我开始渐渐地疏忽了这块土地；十八岁时，我到长沙求学，则彻底地远离这条河流了。

不知为什么，过去的高山现在变得矮小。由于道路劈直的原因，十五分钟便到了步云坪。我把车速放缓，仔细打量这块梦萦魂牵的土地。这是一块深藏于湘西十万大山深处的形似一条大船的平地，长约3公里，最宽处1.5公里，坪的一侧是连绵高山，另一侧则是这条宽米的大河，河边山峦耸立起伏，中间一条宽50米的“洪消溪”破山而来，正对着坪的中央。真一块风水宝地。

记忆中儿时的步云坪是这样的：靠河的一边是沙地，种植小麦、西瓜、香瓜等瓜果；中间则是稻田；靠山的一边则居住着曾、骆、刘三大姓氏家族，曾姓居中。坪的中央是一口古井，从我家的门口就可以远远地看到井和那两棵几百年的古松。现在是这样的：惟中间的水稻田仍在，沙地和两侧高山都种满了一种叫“冰糖橙”的橘子，在冬日的阳光下依然青翠葱茏，隐隐约约可见枝头上许多还没有采摘的果实。

这就是被著名诗人查干誉为诞生“步云之子”的土地——步云坪。我们把车泊好，按照古老的惯例，父亲带着我们一一走进两位伯父和几位堂兄们的家，给他们送一些苹果、水梨（很多年前大多是送一块猪肉），给老人们送一点礼金，以尽孝道。我见到了德明（那个跳过花灯的汉子，见《灯姑娘》）、德良（那个乡间著名秀才、画家，见《画的传奇》），他们的孩子都已长大了，德良甚至做爷爷了，长子远望也已结婚生子。时光如长河水一样，竟然流逝得那么快，青丝变白发，少年壮志转眼成过眼云烟。见到与我同属一族曾一起上山砍柴的堂兄球哥，这位曾就读于湖南大学的大学生径直务农在家，竟然隔膜得说不出一句话。

我转头一望，那口古老的井仍在，两棵古老的松柏仍在，伤痕班驳的躯干上仍然贴满了纸符，枝桠上仍燃飘着红色的飘带。我们继续沿着河流驱车而上，去隆家堡看望年迈的三姑妈，见到了那个具有“土匪”气质侠肝义胆的表哥勇敢（见《隆家堡的石板街》），他在临街的一面砌了三层楼的新房子，幸福的阳光打在他们的脸上。我站在河流了望，石板街不再了，河中的洲消瘦了，但河水依然湛蓝。我在隆家堡这个地方呆过几年，读了初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正如姑妈给我们煮的甜酒鸡蛋一样甘甜绵长。

我们继续前行，去程禾溪去看望那些命最苦的“小姑妈”（也已年愈古稀），她那皱纹遍植的脸在低矮混暗的仿佛会随时倒塌的老木屋的堂屋中出现时，我一阵泪湿。她正在用一个褐色的木盆洗衣裳。见到我们，她“呀呀”地惊叫着，站了起来，任手上的肥皂水流淌。呆了一会儿，她转进更加黑暗的卧室摸索着找什么。父亲说：“不用摆什么东西了，我们一会就走。”我才知道姑妈是在找东西给我们摆上。一会儿，姑妈从屋子里走了出来，手里揣着糖果、瓜子、落花生、橘子等，摆在椅子上，“你们吃，你们吃。来了，也不说一声。什么都没有。”待我们坐下，她走出门外，随后听到鸡“咯咯”叫的声音，我循声望去，看见苍老的她正在追逐一只母鸡。我顿时明白，她要抓鸡给我们呢？！父亲看了，说：“别抓了。别抓了。还要下蛋呢？！”我走出屋外，不忍心看这一切。我看见更加巨大的高山——这里曾经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是我们寻找“金搏棒”的地方，山高林深，如今单薄了许多，唯见满山遍野的橘树。溪流消瘦了许多，但仍潺潺不息。庆幸的是，“村村通”工程终于通到了姑妈家门口（向前就只有崎岖的山路老）。我想，姑妈应该是大山最深处的人了。

我不明白，几个姑妈为什么要离开肥沃平坦的步云坪，嫁到大山深处，嫁给鲜血染满朝鲜的“湘西土匪”们。姑父们皆已去世，姑妈伯父伯母们都已风烛残年。我仿佛在进行着某种告别。没有了他们，这块土地对我还有什么意义？！

大年三十，按照古例，一大早再次回到步云坪上坟祭祖。麻阳人似乎都有这个传统，在外混得好与不好，都需要去“刮坟”，以了心愿，亦期祖先保佑。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故乡“刮坟”了。在外漂泊多年，牵挂的除了亲友之外，就数那几坐坟了。先去了爷爷、祖母坟上，他们分葬在两座高山之上，都能看到山下的村庄、远处的麻阳河和红消溪。再去太公太婆坟上。太公的传奇故事依然是我心中挥之不去情节。德明兄说：“太公的坟可能要迁了，要修高速公路（厦蓉高速中一段），在我们这里刚好有一个出口，太公的坟就在出口的辅道上。”父亲说：“几十年前搞田园化，推土机刚推到太公坟前就停止了。想不到几十年后还是要迁。”我们于是磕头、跪拜，放巨响的爆竹，仿佛告诉先祖，我们来了。

四十岁的德明现在的生活与许多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日子闲散，水稻就种坪中的那一块，其他的都种柑橘，每年能收三到五万元钱，很殷实，不忙碌。“都是政策好啊，现在一点都不忙。”我问现在过年还跳花灯吗？他说：“现在谁还跳花灯？！”望着这位曾经跳花灯很出名的堂兄，我忽然生出了一些惆怅。就像见到大堂兄德良一样，茫然的眼光就仿佛不认识我们。他现在坟都不上了，因为我们来，便派来儿子远望代替。

忽然我想起大山深处风水绝佳的“驴子下河”，那里有老太婆的坟，也很多年未去了。小弟说：“我们去吧，那里也通了水泥路，车子开得进。”于是沿河而下，进入蜿蜒盘旋的村村通公路，来到驴子下河。那真是一个好地方（见《一个驴子下河的地方》）。老太婆的坟已被荆棘丛林掩盖，父亲在前面用砍刀劈出一条路，好不容易才找到。花了很长时间把坟上的荆棘清理干净后，终于看见“山青出富贵，水秀生能人”的碑文。于是摆上猪头，倒上酒，烧上纸钱，我们一一跪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回来看她？我们围着十分饱满的坟一起合影。此后，鞭炮在空旷的田坎上响了起来，半个小时，悠长的山谷中回荡着爆竹的回声、心灵的回声。

我不知道，老太婆为什么一人选择葬在远离步云坪十几里的地方。德明说，伯父近来到处看山，看来看去，还是觉得祖母身边好，找人换地，人家就是不换。我说：“那就驴子下河吧，现在交通也方便了”。此时的我正站在公路上，回头一望，巨大圆形的山丘正像一只深深俯下去的驴子的头颅，轻轻地帖近溪谷，静静地吸允着溪水，天地间的灵气。

乡村四处的爆竹接连响起来，除夕的晚餐早早地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盛宴即将开启。

随即是归程。归程，我对自己说，就这样归去吗？！离开故乡二十年，期间偶尔回过几次，来去匆匆，浮光掠影。我在长沙、深圳、香港、广州、东莞、贵阳这些城市或长或短的居住过，却无时不







































北京有白癜风专科医院吗
如何快速治疗白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