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说刘汀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71
刘汀，青年作家，文学博士，在《人民文学》《十月》《钟山》《作品》《山花》《青年文学》《当代作家评论》《文艺报》《中国图书评论》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文学评论等若干，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青春简史》，散文集《别人的生活》《老家》；曾获99杯“新小说家大赛”新锐奖、第十九届柔刚诗歌奖新人奖提名奖、第39界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亚军、年度《中国图书评论》最佳书评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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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怎样明亮的语调来谈，死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要暂时结束这个话题了，现在我们终于要写到生了，生活的生，生育的生，生命的生。好在有生，才让死变得不那么独断专行，因为生生不息，因为方死方生，因为生死轮回。
而作为生活的生，更多的时候被叫作活着。活着，真是一个纯粹的中国词语，关于普通人的所有生命含义，都可以浓缩在这两个字里。活下去，永远是我们的根本诉求。但我这里无意把这个词语的全部维度都展开，我只想从这里面截取和生育有关的故事来写。
要说生育，得先说婚姻，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因缘际会地结合，然后创造生命，然后十月怀胎，然后呱呱坠地，然后养大成人，然后再给她娶妻或嫁人，重复千百世来祖先们的逻辑。婚姻在这个链条里十分重要，它把陌生人变成血肉相连，把个体演变成家庭，把少男少女变得成熟，更重要的是，它稳定地创造不断延续的生命。
早年的时候，人们喜欢多生孩子，特别是男孩子，觉得家里男劳力多好。但很多家庭面临着一个实际的困难，那就是给他们娶媳妇，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好让这个家族稳定地延续下去。在我们那儿，二十年前还是媒妁之言，但不叫媒妁，叫介绍人。人们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这种事会上电视，会变成一个被人追看的电视节目。
我依稀记得，三叔到了适婚的年纪，爷爷就开始张罗着找人给他介绍对象。找的人当然是熟人，他们汇总自己的记忆里提取某个村子的某个姑娘的名字，说某某年纪相当，似乎不错。这边就稍有判断，然后觉得可以，就托人去打听，等等，这一套一般的没什么区别。两个人就这样，订婚，然后结婚，然后生孩子，然后大部分都过了一辈子，再给自己的儿女操持婚姻。这是一个从遥远向遥远不断延伸的重复的链条。
只是，有时候这个链条断裂了，比如我前面提到的舅爷，就一辈子没有成亲，一个人生活了五十多年。有一段时间，他离开村子去打工，然而也并没有赚到什么钱，又回到村里干老本行，做羊倌。他死去的十年后，我在有关故乡的《舅爷》里写到他，想起他一生都是孤苦，不禁感到悲伤。于是，在那篇文章里，我凭借一个写作者的天赋全力，假设他打工的岁月里曾和一个女人有过感情，曾被另一个女人温暖过，虽然最终的结局还是孤零零回到山里，但他有过爱情的生命毕竟不同。
他自年轻时离开父母跟着姐姐到内蒙古后，便再也没有回去过，死后也葬在异乡，没有后人。等父亲那一辈人老去之后，我这一代人大部分都不住在乡下了，再到年节回去，已经未必能找到他的坟头，也就不能给他烧一刀海纸了。他就这样孤零零地永远埋在山野之下，直到将来某一年因为种种原因，被人挖出来，只剩几根白骨，谁会在乎他是谁，来自哪儿，是不是结过婚呢？所以，假设他曾有过女人，甚至假设他在远方留下过私生子，成了我代替这世界对他人生所能做的唯一补偿。我多么希望这些并不是假设。
我们总能从各种新闻上看到，在很多地方，婚姻正在变成一桩交易，各种形式的彩礼钱，不停地往上涨，甚至达到了论斤称的地步。家家为此苦恼，却又家家维持着这个习俗，乡村社会就是遵循这样的逻辑，别人家如何操持婚事，你就必须如何操持。每次看到类似的事情，我都十分感念妻子和她的家人。
我愿意分享一下我们乡村婚礼的一些小细节，因为它反映了我们那儿的一些民俗，而这些民俗在我看来是很值得注意的。年我们结婚时，我在北京还什么都没有，也出不起常规的彩礼钱。我们领了结婚证，然后去老家办了几桌酒席，因为是暑假，她家里正是农忙时节，而两家相隔山岳，甚至都没有办法来人参加婚礼。她只身一人，完成了我们的婚礼。
因为不能从娘家把她接回去，但要完成必要的迎亲接亲的程序，我和妻子前一天晚上住到了镇子的宾馆里。那天黄昏，我们走在夕阳光里的北方小镇街道上，讨论着晚饭吃什么，像两个流浪的人。记不清最后是因为什么原因，那天的晚餐只不过是两盒泡面。我们身上的衣服，是从北京回老家前在新街口的一家小店买的。就连婚纱，也是在小镇路上碰见一个小店，临时起意买的。那天晚上天气炎热，而宾馆的空调并不好用，电视也只有几个难看的频道，我们只好把时间花在打凶狠的蚊子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在一个理发店给她化了淡妆，做了下头发，坐表弟的车回到家。她相当于，从异乡嫁到了异乡。然后是一整套老家的婚礼习俗，简单，也不乏热闹。刚坐到屋子里时，按规矩，也是因为没有吃早饭，母亲和婶子们给我们端两碗刚煮好的饺子。这种饺子包得很小，被叫作“子孙饺子”，一个个挤在碗里。我们饿了，一口一个地吃着。这时候，窗外四叔家的小弟高声问，嫂子，生么？妻子没听明白，说，什么？他又问，生不生？妻子还是不懂。旁边有人笑说，是问你饺子生不生。妻子说不生啊，挺好吃的。众人开始哈哈大笑，人们教导妻子说，不能说不生，要说生。我们才恍然大悟，其实这个问题是在问女人，要不要生小孩，你若回答生，他们便会接着问生男孩还是生女孩。母亲也笑，说饺子煮得很熟，一点都不生，这要是前些年，端上来的饺子肯定是生的。我和妻子不得不庆幸。
中午照例是请村里人和亲朋好友吃酒席。通常的情况，都是在院子里垒锅垒灶，在自家的屋子和邻居屋子里摆桌椅，吃酒席的人按照安排一轮一轮地吃。因为我们结婚时正是夏时，村里人田地里活都比较多，没办法请人来帮忙，便在村子东边的小饭店办简单的酒席。
我们挨桌给客人们敬酒，自己并不需要喝，因此没有醉，但很疲乏。午后休息了一会儿，太阳不那么热的时候，我们带着一群弟弟妹妹和侄子侄女越过院墙，到后面的田野上照相。那时候油菜花开着，荞麦花开着，玉米长到了一人高，而大豆已经结了小荚。山野上，各种野草和小花都开着。我们沿着小路往北走。北面的大山被即将落下去的太阳投上阴影，显得沉稳而深刻。因为西山的原因，田野的一半也被阴影笼罩了。那时候真是乡村最美的时候，白天的温热快散尽了，你能感受到的是一种熨帖的温暖。那天下午的田野，是我在整个婚礼中感受到的最美好的场景。
夜晚的时候，也有一个玩闹的环节，热闹，却并不夸张。会有人找八个盘子，四个里面放上花生瓜子糖，另四个盘子盖在上面，但上面的盘子外边的每一处都被抹了猪油，很难用手拿下了，滑滑腻腻的。盘子里装的东西被编成了类似于字谜的谜语，让我们猜，好在这种形式对我们来说并不难，很容易猜，只是用手去揭抹了猪油的盘子很难。他们要的就是为难结婚的人。
而我小时候老家的婚礼，禁忌要更多一些，比如新娘子进院子的时候，属虎的人得回避，否则不吉利。但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年三叔和三婶结婚的事。三婶老家离我们村二十多里路，而且是山路，只能赶着马车去。接亲的人早晨出发，吃过中饭从那边往回赶，到家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新房里，几个奶奶们在铺新被褥，再给窗户糊了一层新的纸。被褥的四角和窗户纸里，都藏了糖块，或者几毛钱。新人坐到炕上之后，小孩子们就可以冲上去翻抢这些糖和钱了。之所以很多环节都是为孩子准备的，表面是因为他的游戏性，但内里仍然是中国人对于生育繁盛的向往，潜意识里认为这些凑热闹的孩子能为主家带来更多子孙。因此，这些婚俗除了热闹和喜庆之外，许多都隐含着对生育的期盼和赞美。
8在刚刚编完的一个稿子里得知，西藏阿里的一些地方曾经流行的是走婚制度。这种制度是这样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合，男子通常到女子的闺房幽会，直到女子怀孕，他们便不再来往。等女子把孩子生下之后，男子再请人去女子家提亲。这里面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必须等孩子降生才能提亲和正式结婚，生育成了婚姻的先决条件之一。这当然是极少数地区因为各种原因而形成的婚姻制度，在大部分地区，生育还是作为婚姻的结果而出现的。
生育在农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农民来说，延续自己的生命就是活着的根本诉求，即便这个生命存活下来，是和他一样受苦。除了最常见的所谓养儿为防老的观念之外，多子多孙多福寿，既有现实经济的考虑，更多的孩子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但也有家族文化上的考量，人们对照着自然界的生物，会觉得子孙多证明着自己和家族的生命力强。这种观念一直潜伏在我们的基因之中。
八十年代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管得很严，超生罚款能罚得人倾家荡产，也有村民的牛被拉走，房子被封掉，但是还要生。我所出生的地区，有些门路的人家，就到派出所把自己的户口改成是蒙古族，得少数民族政策的便利，可以多生一个孩子。以至于造成了许多亲生兄弟姐妹，不是同一个民族的怪状。当然，也有怀孕的妇女被管计划生育的人捉到，送到乡卫生院去堕胎，但这种情况极少。大多数的是把孩子生下来，面对当时是天文数字的罚款，那时的计生干部，从本质上也更愿意收缴罚款，而不是强制堕胎。现在想来，真是荒谬，这完全是用钱可以买命的逻辑，只要交得起罚款，随便你生多少。
越是穷的人家，生育的欲望却越强烈，特别是那些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家庭。但有时候，一家如果生了三个女孩，生儿子似乎不再是他们一家的事，而成了全村的事。人们总是在议论他们为什么没有生男孩，这些街谈巷议慢慢演化成压力，和固有的封建观念一起压迫着他们继续去生孩子。以至于到后来，生一个男孩不单纯是传宗接代的问题，还成了一个证明自己家族有能力延续下去的问题。
这种生育的压力，催生了一些极端的行为或有关极端行为的谣言。在我读大学之前，就不止一次听过这样的传言：说某些人因为不能生儿子，竟然残忍地割了别的小孩子的生殖器去做药引子。我们村附近并没有谁家孩子被戕害，但每隔几年，总会有这样的传言被“言之凿凿”地传播，却无人能说得清到底是哪个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后来我一直好奇，人们热衷于传播这种言论，除了想警示小孩子注意安全，提防陌生人之外，到底还有哪些心理因素。我印象里，大人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常有戏谑的表情和语气，特别是他们在面对一个或多个小男孩的时候，他们会说，你再不老实，小心有人来割你的小鸡鸡。在村里，以前总能见到一个大人在拿小男孩的生殖器开玩笑，用手弹一弹，或者嬉皮笑脸地问他那是什么。但从来不会有人对女孩做这类事。这背后的文化根源，仍然是千百年来对男根的迷恋和崇拜，只不过这种迷恋和崇拜以游戏的方式表现出来了。
计划生育这四个字，精准地体现着这项国策的核心，那就是有计划地去生育。但对于青年夫妇来说，生育可以计划，性生活却很难计划，那时候避孕措施比较落后，也不可能使用安全套等措施。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避孕措施主要是靠给已婚妇女上环来实现。那些行走在田野里，奔跑在山上，转悠在锅台边的女人们，肚子里装着一个小小的金属环。他们要通过各种严格的审批手续才能拿到准生证，有了这个证明，医院把避孕环取出来。这个内置于身体的金属环，其目的是有计划地让育龄妇女怀孕，但它的影响完全超出了这个目的，这其中包含着对女性身体和心理的改变。
我仍有模糊的印象，每当村里的妇女们要去乡卫生院上环或取环的时候，她们的丈夫们会找一辆四轮车，载着她们去四十里外的卫生院。四轮车一大早就停在村子中央的广场上，突突突地冒着烟，响着，似乎在告诉人们，她们要出发了。妇女们穿上了平时干活不舍得穿的衣服，叽叽喳喳站在车厢里，她们有一种特殊的“兴奋感”。那些丈夫们踟蹰在街上，吸着旱烟，偶尔有一两个人会开开玩笑，但开得很谨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但所有人都不会提到相关的内容，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和生育相关的事，但它同时是和“性”相关的。这一点无疑是村里人最不愿意公开谈论的。因此，女人们的“兴奋”中多少也包含着禁忌被有限度公开的快感，当然还有她们终于可以穿着好看衣服去一次乡上，摘掉或上了那个避孕环之后，有机会去商店买一瓶雪花膏两块手巾，从各种意义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那个年月，普通人家一年也不会去一趟乡里的，虽然只隔了四十里路。
一件私密事件，就这样变成了一种公共事件，但文学对于这些的更深层的表现，似乎还不够。后来读莫言的《娃》觉得不满意，其中一点，就是因为在这部小说里看不见活生生的个人，如同我老家那样的人，他们面对计划生育这项政策的复杂感。我们那儿虽然和莫言笔下的山东很不相同，但有关计划生育的情况，大致是一样的。计划生育在农村不是一个单面的事物，也不能被简单地斥责为一种机械的冰冷、残酷，虽然这一点在现在看来仍然是它的本质。但我们要理解那个时代的生育观，就必须把很多具体的情况考虑进去，或者说，计划生育及其相关措施的推行，不只是和控制人口的出生相关，它还相应地参与了改变和重构农村的伦理秩序、家庭结构。
在更早的一段时间里，连节育环都没有推广的时候，曾由村里的赤脚医生给妇女们做节育手术。没有手术室，就是在村西头的一间土坯房里，简易的手术工具，唯一的消毒措施就是用开水煮，或者把手术刀放到火上烤。有人因此感染，然后死掉，当然更多的人活了下来。对于死去的，她的家人也并不痛恨医生，他们只是觉得命不好，要么为什么别人活着而偏偏她死了呢？这是愚昧无知，可愚昧无知的背后，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早就无奈的逆来顺受。
事实上，这所有的对健康的不尊重，都并非是一种人为的刻意的恶，而是一种无意识的恶，或者说，这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绵延数千年的朴素的生命观。他们把这叫作命，不是命运，命运是一个过于书面化和西化的词语，命则是底层的本土的民间。在乡村社会里，对于无信仰的农人来说，命就是最大的主宰。一切全由命定，那么命又是由谁来操控的呢？有时候是老天，有时候是鬼魂，有时候是自己的前世孽缘，等等，并不需要存在一个具体的神。
命既然是一种先在的、个人难以改变的东西，那他们对它的态度就变得简单多了，总结为一句话，就是要认命。因此，同样是做简易条件下的手术、同样是面临风险，受伤或死掉的就被看作是命不好，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他们不太容易把责任推导到手术的实施者，政策的制定者等身上。生来即是命，既无可逃避，也不能改变。
9对妇女们来说，怀孕固然辛苦，但生产才是最关键的。
我从母亲那里，知道了自己和弟弟出生的情形，那个年代在我周围的同龄人，大概都是在差不多的境遇下来到人世的。母亲怀孕后，家里的条件很差，人似乎也更能承受艰苦生活，孕妇也和别的人一样，没有现在的营养品，更多的时候就都是和家人一起吃小米饭、咸菜，喝白开水。如果没有不能忍受的病痛，当然也不可能有任何产检。年的秋天，村里的生产队还没有解散，土地包产到户的政策也没有实施，为了挣更多的公分，母亲不得不挺着大肚子和队员们收割庄稼。因为是生产队集体作业，五个人一组，母亲为了不落后只能更加努力。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一个孕妇和其他人一样干农活的情形，但在当年，这却又是农村的常态。我赶上了村里集体主义的尾巴，那年秋天作为登记在册的人口，我分到了生产队的粮食。第二年包产到户，我也有了自己的口粮田。
我的出生并不顺利，接生的是村里的接生婆，她采用各种方式帮助母亲，但辛苦了两天还是没有生下来。不用说卫生条件，那时连能够擦拭的卫生纸都没有，甚至只能用沙子来代替，这在如今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后来情况紧急，家里人不得已找来村里的老中医帮忙，我才终于来到人世。月子里，母亲唯一的营养品就是家里攒的和别人送的鸡蛋。奶水很少，而且可能因为孕期母亲一直在劳动，生产又不顺利，我的身体不太好，经常闹毛病。熬到8个月大，又得了一场重病，医院待了三天，没任何效果，医院，一个医生大胆地做了手术。从去到回，住院十九天，花费计一百九十块钱，捡回条命。
两年后，弟弟出生。怀弟弟时，母亲也很辛苦，经常腹痛，唯一能做的只能找中医去号脉，开很多中药回去熬着喝。而弟弟的出生，是家里的二姑奶奶接生的，还算顺利，没有遭什么罪。弟弟刚从母体出来，二姑奶奶抱着他，他就撒了一股尿，直接滋在了她的脸上。因为这个，那一年春节的时候，爷爷特地买了几尺好布料送给二姑奶奶。这件事成了弟弟出生被谈论最多的环节，而不是我出生时的难产。
生产被女人们看作是鬼门关，的确，在医疗条件较差的过去，生产本身和它可能带来的重重危险，确实严重危及女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生产对女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生理事件，更是一个精神事件。即便在如今医疗条件十分发达的时代，女人生小孩的基本程序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固然可以采取剖腹产、无痛分娩等手段，但她们依然要赤身裸体地暴露在陌生人面前，依然要经历“毫无尊严”的过程。生产通过对身体的操纵，把女性最为隐秘和封闭的精神堡垒强行打开，在一定程度上彻底抹去和自尊有关的想法。这一过程在小孩诞生之后还会继续，她们要哺乳，要面对孩子的屎尿，要失去完整的睡眠，等等。
10在农村社会里，生育被看成是女性的天职，而那些因为某种原因不能生育的女性，要面对则不仅仅是家人和自身的压力，还包括其他村民的议论。乡村观念还倾向于把没有后代看作是老天的一种惩罚。生育是生活叙事中的关键链条，这个链条的断裂，既会彻底破坏夫妻双方的关系，更代表着一个家族出现了问题。更何况，在传统而顽固的观念中，只有生了男孩才叫作有后，才被看作是链条完整。因此每一次怀孕对女人来说都充满患得患失的感觉，她们的潜意识里都希望自己生的是男孩。比如我老家的四叔，他和四婶结婚后，一直希望能生男孩。四婶怀孕，果然是男孩，但却因为意外的原因流产，后来四婶再次怀孕，生的是个女孩。四叔对此耿耿于怀，总觉得老天欠他一个儿子，他一直对此抱有希望。直到后来小弟的出生。
其实这种重男轻女思想，流淌在乡村的每一块土坷垃上，甚至是在童谣里。在我童年的时候，有一首奇怪的童谣，和生育及其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过去了二十几年，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小二丫，拿小米，换爆花。
爹一碗，娘一碗，没给大嫂留一碗。
大嫂回来好生气，扛着锄头去耪地。
光耪苗，不耪草，肚子疼，往回跑。
掀炕席，铺干草，老娘婆请不少。
最后生了个大胖小。
那时小伙伴们背童谣，都只是好玩，因为有的人小名二丫，我们就背诵着来笑话她。现在看这段童谣，其实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内容，许多的乡村社会伦理、家庭结构等都有所展现。“小二丫”的称呼可以表明，这个家庭里至少有两个孩子，第二个是女儿。“拿小米，换爆花。”爆花就是爆米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实行的是物物交换的商品流通法则，比如用鸡蛋换冰棍，用各种粮食换西瓜、香瓜或者锅碗瓢盆；有的人家借了钱没有现金来还，也会用鸡蛋来顶账，等等。“爹一碗，娘一碗。”这也是很意外的称呼，对父母称为爹娘的地域，大概是西北或南方偏多，而在我们老家，从来没有人管自己的父母叫爹娘，因此这个称呼很可能是从外面流传过来，但又被改造的。“没给大嫂留一碗”即是说这里的姑嫂关系很不好，这也是常态。
大嫂生气，扛着锄头去地里，光耪苗不耪草，只为发泄。大嫂还有了身孕，因为剧烈的劳动导致身体不适，跑回来生孩子。“掀炕席”：北方的土炕的炕席都是编织的，他们会把炕席掀开，让生产的妇女躺在土炕上，人们认为这个已经被烈火炙烤过几十年的土炕，是最干净的。“铺干草”是为了防止血和水。“老娘婆请不少”则表明是有难产的可能，只能请许多人来接产。最后的结果是好的，生了一个胖胖的男孩，这里自然就是重男轻女的潜台词所在了。
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对这样一个童谣做文本分析，是想表明，仅仅如此一小段儿童之间流传的歌谣，已然能挖掘出如此丰富的内容，涉及乡村社会最重要的生育伦理的作品，怎可能只是放在一种或几种维度上来看。在我看来，乡村社会比城市社会更具有协调的整体性，因为它的全部逻辑都是相互勾连的，类似编织物；而城市的运行是条块分割状的，如同搭积木。
比如，村里的一个光棍，四十岁才娶到一个带着小孩的寡妇。而他娶媳妇的目的，既是要有一个伴侣，更是要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没有家庭的人死去，会被看成是另一种类型的孤魂野鬼。他的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则是，寡妇带来的孩子都会跟随他的姓氏，如果他们再能生育小孩，就会有一种人丁兴旺的状态。因为在乡村社会，没有后代被看作是最大的诅咒和不幸，娶媳妇生孩子这种传统的观念是深入骨髓的。
11生育是两个阶段，生一个阶段，育一个阶段。生是艰难的，育同样不容易。
在很长远的农村所经历的时代，生下来之后的养育，似乎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我家族里，祖父一辈有八个孩子，四男四女，父亲一辈也有六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奶奶一生中生育了六个子女。对于他们的时代来说，六个还是八个，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那时候的养育成本是很低的，只要有口饭吃，就能把一个孩子养大。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其他的需求，不需要读书，不需要出门，只需有最低限度的食物就能长大，长大后结婚生子，又可以继续繁衍。
另一个原因就是，那时人们对于婴儿的早夭并没有看得过于严重，悲痛固然是悲痛的，但如果一个孩子得病而亡，会被看作是他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天生是一个“短命鬼”。
早夭的孩子一般不会进入祖坟，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进入祖坟之后就等于彻底进入了这个家族的秩序，将不能再生，而埋葬在山冈或其他地方，他将有机会重新投胎做人。或者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被认为是属于这个家族的成员，而只是过客。
很多人的出生，并不一定是单纯作为一个孩子而出生。在汶川地震之后，很多失去独生子女的夫妇都排除困难，重新怀孕生育，以继续自己的生活。我另一家亲戚家的表妹，六七岁时生了病，家里人只是找村里的大夫给治，不见好而且严重，医院，却听信了一个四里八乡游走的巫医的谗言，医院时，已经来不及了。几年后，稍有缓和，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才从这段悲剧中彻底走出。这个母亲偶尔会说起逝去的女儿，她不叫她女儿，而是称之为“那个死鬼”。如今，那个后来生的儿子也已经成年。我没有和他聊过，也不知道他是否知道自己的诞生是一个死亡的结果。大概他也并不会在意这些，他现在最在意的是他父亲的心脏病，母亲的腰痛，和哪天才能在打工的北京买上几间房子。
我听闻的另一个事情，是一个人家里，头胎是女儿，二胎生了男孩，但是因为天生的原因是自闭症，可以预期的是将来生活亦无法自理，几年后他们又生了第三个孩子。其理由是，将来等他们夫妇都老了死了，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弟弟的所有重压都将在姐姐一个人身上，如果再有一个孩子能帮她承担，就会好一些。这是很可理解的理由。
我无意对这些做评价或判断，我只想说，生育即便在单个的家庭来说，也是有着千差万别的原因的，一个生命的降临并不取决于这个生命本身，而是要看它在这个家庭的生活秩序里面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再拿叙事的逻辑来比照的话，一个故事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增加一个角色的时候，作者会根据需要创作新的人物，有时候生活中也是如此。好吧，这么说我们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别人故事的配角，随时会被别人pass掉。
12生死一线牵。或者进一步说，生和死在一定逻辑下是同一件事。农民们要生孩子，要生男孩，要生很多孩子，表面上当然是多子多孙多福寿，或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能有更多的劳动力，从实际的立场上是为了多一个人养老，但背后的根本仍然是一种和死亡相关的生存哲学。中国人不崇拜神，而是崇拜祖先，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必须要有后代，没有后代的人无法成为被祭祀的祖先。人们在活着的时候想象死去这件事，认为如果自己死了，但还有后代留下，每逢节日去坟头除除草，烧一点纸钱，死亡就变得可以接受，死就被转换成离开，而不是消失。但去到那个地方又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他必须在人间留下代言人，也就是他能经常来看望的后代。
现在尽管重男轻女和传宗接代的观念比之前要淡很多了，但还是有其他一些程序来维持着生育和死亡之间的联系。
结婚那天，我跟老婆从镇上坐车回到家里，走了一些固定的流程后，我们由几个族里的亲戚带着到北面山坡的坟地上去给逝去的祖先磕头。老婆当时有些小小的讶异，在她们老家，是没有这样的习俗的。那时候是夏天，天气好，周边都是深绿色的草，在远处就是庄稼地，或者并不算高的山。我们跪在几座坟茔前，磕头，亲戚絮絮叨叨地向太爷爷太奶奶和爷爷奶奶报告：“看看吧，你们的孙子娶媳妇了，放心吧。”当然也烧了很多纸钱。就算是夏日，也一样有细微的风，把纸钱燃烧的灰烬吹散于空中，仿佛被祖先们带走了一样。娶媳妇意味着组成家庭，接下来意味着会生儿育女，也就意味着他们所延续的血脉将会被继续延续下去。他们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太祖父太祖母，成为家族链条上的老祖宗。
转世被认为是一部分人在生死之间转化的特殊形式。这种认知，基本上来源于佛教的轮回观念，人或生灵的一世之后，肉体死去，但是灵魂会经过一定的程序再次转世，可能是人，也可能是其他生物。在乡村，我们经常会听说某村的一个人，带着前世的记忆出生，几岁即能讲出他之前的故事。比如，我上一世生在某某村，家里某某人，因何而死，等等，然后这些情况竟然都可以印证。在网上，你甚至能搜到一个这类人专门成立的组织。人们愿意相信转世，就是想把自己从前世的死和后世的死之间打捞出来，这一生所有的遗憾都有前因，都可以期待下一生来弥补。
生死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比如，这些逝去的人们对人间的子孙多有留恋。有很多时候，村里的人生病了，找香头（一种巫医）来看病，他们会说是某个祖先回来了，他身体弱，受不住，因此得病。但是祖先为什么要回来呢？不外是缺钱了，或者他的坟墓被水淹了，被马蹄踏出了坑，等等。香头做法，念念有词：说子女已经知错，不日就会去办理，请祖先离去，否则子孙害病，云云。这时候，子孙就要去修整坟墓，烧很多纸钱给他们。其结果，自然是有的人病情加重，而有的人果然就好了。这都是生者对死后生活的想象，这种想象反过来指导着生者的人生。
我在前面有关奶奶的故事，保留了一个细节没有写，留在了此处。在我老家的送葬，还有一个程序，就是要在村子里的小庙进行送别仪式。在出殡的前一天下午，家里人会带着纸钱等祭奠用品，到小庙那里焚烧，然后告诉死者明天会送他回去，请他勿念家里人，安心上路。据说，这是活人能够跟死者讲话的最后场合。这个场合是用来送别灵魂，而明天安葬的是他的身体，二者必须通过不同的仪式和道路才能抵达另一个世界。
在小庙送灵魂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如果是五岁以下的孩子，能够在燃尽了一层厚厚的纸灰上看见逝者离开的脚印。曾有小伙伴说，他在送别自己的爷爷或奶奶时，看见过那双脚印。这是无法印证的事，可能只是小孩子为了证明自己特别而故意顺着说。但人们所谓孩子才能看见脚印的说法，却是另一个逻辑上把新生命和老生命连接了起来。生育对于人来说，其意义不仅仅是繁殖，更是抵御死亡的核心方式。
这所有的努力，在另一个方面帮我证实着前面提到的认识，即人们把死看作是生的一部分，认为死就是离开。这种离开是决绝的，遥远的，人们再也不能直接进行对话，所以必须通过种种神秘的模式来沟通。因此，所有有关死亡的仪式，最终都是有关生者的仪式；而所有有关生育的观念，最终都是面对死亡的观念。死生之间，交错敷衍成了另一重叙事。
尾声
说到底，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在本质上也只是我们那儿的生活问题。
我所铺叙的这些故事，完全基于我生长的那个山沟里的乡村，它如此狭窄，不能作为任何一个地域的代表，也不能被引申和放大；同时基于我个人的观察和现有的知识结构所做出的叙述，它如此个体化，不能通约到更多的个体之中。因此，我也无意将之纳入到更大范围的乡村生死观念里，或者和其他地方比较相似和不同，也无意把这个问题引向任何一个纯粹的学科讨论，不论是社会学的哲学的还是文学的。我更愿意这篇文章是一种展示，这种展示如同一个农民种庄稼，他牵着牛，扶着犁，他拔草，他收割，他把粮食装进仓房。
如此而已。
选自《十月》，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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