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影视路遥纪录片第七集大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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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片纪念当代作家路遥先生

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第七集大寒

（路遥）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铺过。我怀着无限惊讶，凝视着这一片阴云，从未意识到生命在这种时候就可能结束。

迄今为止，我已经有过几次死亡的体验，最早的两次都在童年。那时候我发高烧，现在看来肯定到了四十度。我年轻而无知的父母不可能去看医生，而叫来邻村一个著名的巫婆，经过一阵敲敲打打的巫术之后，后来我又奇迹般活了。第二次，我上山砍柴，在当时的年龄，还不能在复杂陡峭的地形中完满地平衡身体的重心，就从山顶的一个悬崖上滑脱，向深沟里跌了下去。我记得跌落的过程相当漫长，感到身体翻滚时像飞动的车轮般急速。这期间，我唯一来得及想到的就是死。结果，又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后来的一次“死亡”，其实不过是青春期的一次游戏罢了。那时，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时茫然加上失恋，就准备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跳水自杀。结果在月光下走到水边的时候，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松地转过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却真正地面对这件事了。

是的，这是命运。但是，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说过，我绝非圣人。这种宿命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有一定“依据”的。我曾悲哀地想过，在中国，企图完全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青，也是如此。

老实说，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紧迫地投身于这个工作，心里正是担心某种突如其来的变易，常常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惊恐，生怕重蹈先辈们的覆辙。心越急，病越重。出于使命感，也出于本能，在内心升腾起一种与之抗争的渴望。我想起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有名。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也是最好的归宿。在这个创造了你生命的地方，会包容你的一切不幸与苦难。就是生命消失，能和故乡的土地融为一体，也是我最后一个夙愿。

带着绝望的心情离开西安，向故乡沙漠里的榆林城走去。故乡，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每次走近你，就是走近母亲。你的一切都让人感到亲切和踏实，内心不由泛起一缕希望的光芒。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

（原陕西省纪检委书记李焕政）有一次去看路遥，路遥说：“哎呀，精神很不好。”在西安检查，说他的肝上有毛病。我说：“那好办嘛！王震的病，西安、延安看不好，就是咱榆林的中医给看好的。”路遥就说：“啊呀！那好么！那就同意你的意见，叫你这个老医生给看看。”所以，就把这个老医生张鹏举请来，给路遥开了些中药。

（路遥）张老开始调整我的整个身体，我像牲口吃草料一般吞咽了他的一百多副汤药和一百多副丸药，身体开始渐渐有所复元。身体稍有复元的时候，我的心潮又开始澎湃起来。问题极自然地出现在面前：是继续休息还是接着再写？按我当时的情况，起码还应该休息一年。所有的人都劝我养好身体再说，但是我难以接受这么漫长的平静生活。我的整个用血汗构造的建筑，在等待最后的“封顶”。

是否应该听从劝阻，休息一年再说？不行！这种情绪上的大割裂对长卷作品来说，可能是致命的。那么，还是应该接着拼命？自我分裂！两个分裂的自我渐渐趋向于统一，开始重新面对惟一的问题了，那就是必须接着干。蓬勃的雄心再一次鼓动起来。只要上苍赐福于我，让我能最后冲过终点，那么永远倒下不再起来，也可以安然闭目了。这将是一次带着脚镣的奔跑。

（原陕西省政法委书记霍世仁）年秋天，路遥同志来榆林，要完成他《平凡的世界》的第三部。有一次，我是早上八点钟开会，七点半就到他房间，到他房间里以后呢，看见他还在写呀，我说：“路遥，你晚上没有休息？”他说：“没有休息。”他上劲了，一定要一气呵成。

（路遥）想到自己现在仍然能投入心爱的工作，并且已越来越接近最后的目标，眼里忍不住旋转起泪水，这是谁也不可能理解的幸福。回想起来，从一开始投入这部书到现在，基本是一往如故地保持着真诚而纯净的心灵，就像在初恋一样。尤其是经历身体危机后，重新开始工作，根本不再考虑这部书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只是全心全意全力去完成它。完成！这就是一切。在很大的意义上，这已经不纯粹是在完成一部书，而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

写第三部时，已经感到了某种“惊艳”，而且到了全书的高潮部分，也到了接近最后目标时刻，因此情绪格外高昂，进入似乎也很顺利。

（王天乐）他就紧紧地抱着我，说他有一种预感，就第三部刚开始的时候，他说中国在变化了，中国在有一种大的变化了，户籍制尽管消灭它是漫长的，但是它终于再没有什么意义了，说这个我已经感觉到来了。然后他就拍了我一下，说：“朋友啊，我们这一代可能见不到，我们一个发达富强的民族，但是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一定要朝气蓬勃地努力，为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农民的儿子，我们一定要有一种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就他说这话的时候，好像和我就不是弟兄了，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一种感觉。

（路遥）年元旦，如期地来临了，一种无言的难受涌上心间。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亲爱的女儿。在这应该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里，作为父亲而不能在孩子的身边，感到深深地内疚。现在，对你来说是无比欢欣的节日里，我却远离你，感到非常伤心。不过，你长大后或许会明白爸爸为什么要这样。没有办法，爸爸不得不承担起某种不能逃避的责任，这也的确是为了给你更深沉的爱。

远处传来模糊的爆竹声，我用手掌揩去满脸泪水，开始像往常一样拿起了笔。我感到血在全身涌动，感到了一种人生的悲壮。我要用最严肃的态度进行这一天的工作，用自己血汗凝结的乐章，献给远方亲爱的女儿。

按照预先的计划，我无论如何要在春节前完成第三部的初稿。由于这是实质上的最后冲刺，精神高度紧张，完全处于燃烧状态，大有“胜败毕此一役”之感。万分庆幸的是，春节前一个星期，身体几乎在虚脱的状况下，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初稿。我能赶上和女儿一块过春节了。这将会是一个充实的春节。在返回西安的路上我就决定，过完春节，稍加休整，趁身体还能撑架住某种重负，赶快趁热打铁，立刻投入第二稿的工作——这是真正的最后的工作。

春节过后不久，机关院子那间夏天的病房，很快又恢复为工作间。这次的抄改更加认真，竭尽全力，以使自己在一切方面感到满意。在接近六年的时光中，我一直处在漫长而无期的苦役中，就像一个判了徒刑的囚犯，我在激动地走向刑满释放的那一天。

春天已经渐渐地来临了，树上又一次缀满了绿色的叶片，墙角那边，开了几朵不知名的小花。我心中的春天也将来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联播责任编辑叶咏梅）因为我们播了前两部以后呀，演员和我都期待着马上录制第三部。我说我已经开播不能停播，你第三部无论如何得六月一号交到我手里。

（路遥）当作品的抄改工作进入最后部分时，我突然想将这最后的工作放在陕北甘泉县去完成，这也是一种命运的暗示。在那里，我曾写出过自己初期的重要作品《人生》，那是我的一块“风水宝地”，而更多地是出于一种人生的纪念，此刻我要回到那个亲切的小县城去。一旦产生这种热望，机关院子里就一天也待不下去。

（王天乐）什么时候，说后天要走了，要离开西安了，路遥就会哼着民歌，在院子里告诉所有的人，甚至门房上的老谢，说我后天就回陕北了，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路遥）这是一次漫长的人生孤旅。因此，曾丧失和牺牲了多少应该拥有的生活，最宝贵的青春已经一去不返。生活就是如此，有得必有失。为某种选定的目标献身，就应该是永远不悔的牺牲。无论如何，能走到这一天，就是幸福。

再一次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从生到死。第一次将种子播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颗粮食收回，都是一丝不苟，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直至完成。用充实的劳动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

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这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高人一等。由此，年5月25日，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而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由此，像往常的任何一天一样，开始你今天的工作吧！

时间在飞速地滑过，纸上的字却越写越慢，越写越吃力，终于为全书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几乎不是思想的支配，而是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原因，我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我来到卫生间，用热水洗了洗脸。几年来，我第一次认真地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我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两鬓竟然有了那么多的白发，整个脸苍老得像个老人，皱纹横七竖八，而且憔悴不堪。我看见自己，泪流满面，索性用脚把卫生间的门踢住，出声地哭起来，我向另一个我表达无限的伤心、委屈和儿童一样的软弱。而那个父亲一样的我，制止了哭泣的我，并引导我走出卫生间。

我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沉默了片刻。在这一刻里，我什么都没有想，只记起了杰出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几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王天乐）我预感已经完了，门打开的时候，他就说：“记住，也许这句话对你是重复的，”他对我讲：“记住，也许这句话对你是重复的。但是我还要提示你，一个人一生中要完成一件重大的事件，必须以宗教般的信念和初恋般的热情才能做完它。你休想用一种投机取巧的办法完成一项宏大的工程。”这句话，我经常勉励自己。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联播责任编辑叶咏梅）准点赶到，6月1号（年）赶到我们这，其实他那时候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王天乐）《平凡的世界》写完以后，千头万绪的事情这才开始要他处理，但是他的这种智慧和能力，就是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已经下降了。瞬间的这个激动——某一天我正在延安的一个县上采访，电话打通以后，他说：“我是路遥。”这个电话一打，我想这是一个天大的事，因为他一分钟就没说话，然后他说：“茅盾文学奖揭晓了，我获奖了，我是第一名。”我相信他哭了。这倒不是他看中这个奖有多大，这是一种认可，六年来的交织，六年来的这种悲苦，一生对文学的这种执着的追求，终于在某一个符号上承认了他。然后我就愣在这个地方，我想我会祝贺他的，但不是现在。我说：“有困难吗？”我相信一般人，在此时不会想到路遥有什么困难，但我就预感到他肯定有困难，他说：“有，我一共有五千块钱，我这回到北京不得够，我要买一百套书，送评论界、送朋友，我自己要存一点书，我最起码要请一桌饭，我所有的开支不到三分之一。”

当时的钱那是多么贵重，几千块钱就可以拯救一个家庭，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说，你不能说没有，你和他不能讨论说“那怎么办？”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写了一部书，获了这么一个大奖，没有钱去领奖，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写作为了什么，我们就那么崇高吗？我们崇高得连我们生存都没法生存了？而我要给他借一笔钱，搞一笔钱，可想而知，它就是犯罪。但是作为你自己来说，你就会理智地考虑，文学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付出？为什么苦难怎么就降在我们家的头上？文学固然美好，它曾经伴随我度过了那么多幸福的时光，但是一旦降临在你的头顶上的时候，你又觉得它这么肮脏。就我觉得，这门学问，我永远再不会提及它了，就当时的感觉，我再也不会读任何小说，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假的，只有我从事的职业才是真的，尽管人家让我假写，我都会写成真的。

这是这种狡辩，这种批判，完结了以后你还得活下去，你还得要完成这个事。我后来就找到这个（延安）地委副书记（冯文德），我就把路遥的这个情况一说，这个人是人大毕业的，俄语特别好，他就用俄语说：“如此荒唐！”然后他就走出这个桌子，握住我的手，“我们现在出发，一切由我来解决。”这人现在已经走了，但是他整个对我的帮助，这样的人的帮助，就太多太多了……回去以后，他把这个信封就给我，“你问他（路遥）好。”

这样，我就飞奔一样地（赶到西安），这是多么的残酷，我突然想起在《人生》获奖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地方给他送的钱，那时候我还是煤矿工人，整个领奖拿块钱，当时钱很贵，我就要给他送五百块钱。今天我又是这样来借的钱，他站在火车站，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发车了，他提前到的，他说：“顺利吗？”我说：“还很顺利。”我说：“以后啊，你就不要获诺贝尔文学奖了，去那儿的时候是要外汇的。”我说：“人民币怎么都好搞，恐怕外汇你我都搞不到。”他看了我半天，就上火车了，他不愿意再和我对话了，说：“日他妈的文学！”包子一甩，就上了火车。

下集预告

无论我们在生活中有多少困难、痛苦甚至不幸，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为我们所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而感到自豪。

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劳动，像土地一样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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